我剛譯出了美國攝影師蕾切爾?薩斯曼(Rachel Sussman)所著的攝影漫筆集《天下上最老最老的生命》(The Oldest Living Things in the World)。內里有一段文字，描寫作者在意大利西西里島開車時碰著的雜亂排場，讓我印象深刻：

……摩托車從四面八方怒吼而過;行人只要以為符合，可以隨時隨地穿越卡塔尼亞的街道;汽車朝著盡力想去的處所左鉆右竄、橫沖直撞。或許每五條街才會有一個信號燈。我看到騎輕型摩托車的人安之若素地逾越一輛又一輛汽車，甚至越過黃線闖入劈面車道;溘然他旁邊又呈現了一位開著靈活輪椅車的老太婆，而這時一輛公交車正迎面朝他們疾駛而來。在如此忙碌而狹窄的兩車道街道上行駛，我笑出了很大的聲音。

譯完這段話，我也笑出了很大的聲音。這倒不是因為我想到了中國許多處所的交通也不外如此，而是因為這種雜亂排場很是像我存眷的古籍植物名稱考據規模的當前狀況。用薩斯曼書中的另一句話來說：“不時你就能看到……如此謬妄的對象，獨一能做的事就是大笑。”

楓樹 視覺中國 資料圖

本日，現代植物分類學早已傳入中國，古籍植物名稱考據的任務因而重要是把古籍中的植物名稱對應到植物學名(scientific name)系統中的分類群(taxon)學名之上;在正確考據的基本上，這一工作順便還可以更合法前利用的植物中文普通名(common name)系統中的誤用名。

然而，植物中文名是講漢語的人交換植物信息時所用的前言，是漢語這種“活”語言的一部門。植物中文普通名系統既要擔保必然的不變性，又要考究約定俗成。假如沒有出格充分的來由，就不該該濫改。惋惜，在植物學界總有些人，既不懂這些原理，又沒有舉辦嚴肅學術考據的本領，卻度量了極大的熱情，處處拿著本身所謂的“考據成就”鼓吹，慫恿別人修改已經廣為接管的植物中文普通名。“槭改楓”就是最典范的例子。

十九世紀中期，日本學者飯沼欲齋首次以“槭”字作為無患子科(傳統上獨立為槭科)Acer屬植物的統稱。二十世紀初，這個對應干系傳入中國，一直為學界沿用，迄今已有百年。“槭”字作為通用類型漢字，早就連同它的讀音qì一起收入了包羅《現代漢語辭書》在內的很多根基中文東西書。無論從不變性照舊約定俗成的角度來講，這都是一個不宜等閑變動的名稱，除非功德者有非比尋常的證據。

臺灣學者李學勇是“槭改楓”的始作俑者。就像科學史研究在汗青上曾經只是科學家在晚年無所事事的時候偶一為之的消遣一樣，古籍植物名稱考據也成了一些植物分類學者退休之后自覺得可以發揮余熱的規模。2021年，李學勇在《中華林學季刊》第十八卷第三期上頒發《楓樹與楓香辨正》，積極主張古籍中的“楓”是槭樹，而不是楓香樹(學名Liquidambar formosana，屬金縷梅科);因此，植物中文普通名系統中的“槭”也全都得改成“楓”。

楓林 視覺中國 資料圖

從此，“槭改楓”成了李學勇余生的一大事業，在兩岸都處處宣揚。受他影響，臺灣植物學泰斗劉棠瑞在晚年放棄了本身用了四十多年的“槭樹”之名，改用“楓樹”，而大陸學者主編的Flora of China(《中國植物志》英文版)也把《中國植物志》上的“槭屬”改成“楓屬”，屬下各類中的“槭”字改為“楓”字(但“槭樹科”卻沒有改，自亂其例)。這種突如其來的修改，給兩岸的學界和植物喜好者圈子都帶來了雜亂。

然而，真正的老手，只要看過李學勇當年的宏論，就知道他根基不懂古籍植物名稱考據的根基原則。無論是語言學照舊文化人類學研究都表白，盡量在許多時候，一個族群的俗常分類學(或譯民間分類學，folk taxonomy)往往與現代科學分類的成果有驚人平等性，可以把不同不大的種甚至種下品級分隔，但同樣有許多時候，俗常分類學中的植物名稱，只能對應植物學名系統中高于“種”的某個分類群，甚至是幾個沒有親緣干系的分類群的合稱。以英語為例，crabapple是蘋果屬(Malus)中除蘋果外其他種的統稱;sedge是整個莎草科(Cyperaceae)植物的統稱;hemlock既可以指傘形科中的幾種有毒草本植物，又可以指和它們基礎沒有親緣干系也無毒的鐵杉屬(Tsuga)喬木。非要把古籍植物名稱全都對應到單一的種上，自己就是不諳人類學的穿鑿式研究。

李學勇一口咬定“楓”字在古代是指色木槭(Acer mono)這個種，正是違背了古籍植物名稱考據這個最根基的原則。事實上，按照現有證據，正如清末學者吳其濬所言，“楓”更有大概是多種葉破裂、秋天葉色凡是變紅的樹種的統稱，個中既包羅槭屬植物，又包羅楓香樹，甚至還大概包羅八角楓等其他樹種。雷同的例子如“松”是松屬(Pinus)樹種的統稱、“楊”是楊屬(Populus)和柳屬(Salix)喬木的統稱、“桐”也很早就成了葉片闊大、木柴松軟可制琴的樹種(如泡桐、梧桐)的統稱，等等。

李學勇認為《爾雅》《山海經》《說文解字》都是華夏人的著作，個中既然記實了“楓”，那它只能是華夏(北方)也有的樹種，而不行能是本日只有南剛剛氣露地生長的楓香樹。這是沒有受過科班練習的考據喜好者最常犯的錯誤，就是妄設邏輯，自欺欺人。實際上，現代漢語語法學研究的開創者之一黎錦熙早就說過，語言學研究也要遵循科學歸納法的一般原則——例不十，不立法。厥后，漢語研究大家王力把這句話改為“例不十，法不立”，又加了一句“破例不十，法不破”。這是從事漢語言研究的人都知道的業內名言。像“華夏人著作中記實的植物都是華夏植物”這種邏輯，李學勇既沒有舉例論證，又忽視大量破例，就先驗地當成大前提來推理，結論只能是一塌糊涂。

其實，假如把古籍中有關“楓”的記實都梳理一遍，會發明它早就更多地用于指南邊樹種。《楚辭?招魂》有句“湛湛江(長江)水兮，上有楓”，“江楓”因而成為后裔詩歌中的常見意象?！妒酚?風趣列傳》有“楩楓豫章為題湊”，個中的“楩”和“豫章”都是南邊大喬木，由《墨子?公輸》中的“荊(楚國)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一句可證;與它們并列的“楓”，自然很大概也是南邊寶貴材用樹。出格是考慮到《魏書?倭人傳》也有“其木有柟、杼、豫樟、……楓香”的記實，把楓香和柟、豫樟(章)并列，更令人猜疑《史記》中與楩、豫章并列的“楓”有大概就是楓香樹。

《西京雜記》

李學勇還引用了《西京雜記》，說個中記實上林苑栽有“楓四株”，是移植的華夏植物，所以只能是槭樹。其實《西京雜記》這段記實開頭說得很明晰：“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說明后頭擺列的各類奇花異木來自天下各地。個中甚至尚有“安石榴”，這是公認的從西域傳入的植物。憑據李氏邏輯，石榴豈不也成了華夏植物?況且，假如懂情況史，就知道西漢前期氣候暖和，所以上林苑可以種枇杷、橘甚至荔枝，個中雖然也完全可以種楓香樹。

李學勇又以十九世紀以來近代西方來華植物收羅家的收羅記實中很少有楓香樹為由，試圖證明楓香樹的天然分布很有限，如今南邊的遍及分布都是近兩百年引種栽培的成果，所以昔人其實很少能碰見楓香樹。首先，“西方人沒記實就不存在”又是一條沒有證據的自設邏輯。其次，按照2021年后的植物資本觀測，楓香樹的野生分布其實很廣，重慶武隆，湖北谷城、竹溪、蘄春，湖南澧縣等地都有大樹。不只如此，南邊尚有好幾個處所有一些大概是栽培的千年楓香古樹(如杭州云棲塢、慈溪五磊寺、福州涌泉寺、廬山太平宮等)。在這些證據眼前，李學勇的謬論不攻自破。

李學勇積極批駁西晉郭璞《爾雅注》，認為他把“楓”等同于“楓香”是錯誤之源。郭璞簡直有些武斷，解除了“楓”指其他樹種的大概;但李學勇走到另一個極度，完全否定“楓”可以指“楓香”，見地還不如郭璞。

李學勇懂一點文獻學，在臺灣島內遇不上敵手，便來大陸與人在期刊上辯說，也占上風，還得到了河北另一位古籍植物名稱考據的暮年喜好者的論文支援。這只能說明，像這樣的交錯學科，在兩岸都是絕學，沒有好手力挽，便只有豎子成名。虧得，如本日下承平日久，博物學有幸在民間鼓起，學界也終會呈現既有樂趣又可以或許真正駕御這種交錯學科的人。